展览地点：西湖博物馆

展览时间：2015年9月15日 - 2015年10月15日

主办：国家文物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
协办：浙江、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8省、自治区文物局
承办：中国丝绸博物馆
参展单位：国内26家相关文博考古单位

古老的丝绸之路是古代世界东西方之间最为重要的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它犹如一条彩带，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载体，藉由这条通道，原产于中国的丝绸及养蚕丝织技艺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实现了丝绸生产技术的当地化，对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后，随着交流的不断加深，西方的织造风格又反向影响中国的丝绸生产，中国的传统丝织物上也开始出现西方的题材和设计形式。

本次展览从26家文博考古机构选调所用展品，包括 “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锦鸡鸣枕等多件国宝级文物在内的近140件（组）文物，通过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主要时段出土的丝绸文物，说明丝绸在中国的起源、丝绸从东方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东西方纺织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世界丝绸艺术的变化和技术的提高，正是在这一交流过程中完成的，丝绸产品的衣被天下，也正是丝绸之路带来的辉煌成果。

纺织品脆弱难以保存，在此次展览筹备过程中，中国丝绸博物馆的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也对部分文物进行了整理、修复等工作，减除或缓解了纺织品由于年代、出土环境等因素而造成的伤害，使千年以来的丝路之绸以最好的面貌为大众讲述丝绸之路上的故事。

网上展览：http://www.onelv.net/sc/tour.html

绢片，丝线

新石器时代 丝

绢片：长2.4 厘米，宽1 厘米 丝线：长1.5 厘米，宽4.0 厘米

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出土

浙江省博物馆藏（00337、02465）

钱山漾遗址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八里店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是长江下游最为著名的史前文化之一。 2014 年正式命名为“钱山漾文化”，一期文化的年代为距今4400—4200 年，二期文化距今4100—3900 年。[1]1958 年对钱山漾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2]，分别于12 号探方、14 号探方中发现苎麻织物，在22 号探方中发现细麻布、棕丝刷，最后在一件压扁的竹筐里发现一堆织物，包括绢片、丝带和丝线（图1.7a），均属钱山漾一期文化。[3]

1960 年，经过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院鉴定，这其中的丝线属于家蚕丝，丝带以人字纹斜编而成，绢片为平纹组织[4]；1980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从外观初步鉴定，绢片属家蚕丝织物，此点虽有待于用物理、化学方法进行纤维鉴定得以确认，但亦有可能表明当时已经饲养家蚕[5]；1981 年，原浙江丝绸工学院对之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绢片为平纹，经密53 根/ 厘米，纬密48根/厘米，经纬线的平均直径167 微米，由20 多根茧丝并合而成，无捻，单丝平均直径15.6 微米。丝带四股并合，Z 捻，再由丝线辫结成带，单丝平均直径为14.7 微米，S 捻，纱线平均直径460 微米，单丝平均截面积259 平方微米。从丝的截面形态及不加捻的长丝等事实（图1.7b），进一步证实了绢片、丝带、丝线均以桑蚕丝为原料。[6]

钱山漾遗址出土丝织品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丝绸产品，说明距今4400—4200 年前的长江流域已有养蚕、缫丝、织绸技术。（周旸）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2010，4 ～ 26 页。

[2] 浙江省文管会，1960，73 ～ 91 页。

[3] 汪济英、牟永抗，1980，353 ～ 358 页。

[4] 浙江省纺织科学研究院，1960，73 ～ 91 页。

[5] 周匡明，1980，74 ～ 77 页。

[6] 徐辉、区秋明、李茂松、张怀珠，1981，43 ～ 45 页。

陶骆驼俑

北魏 陶

长23 厘米，高24.5 厘米

河南洛阳宜阳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002422）

骆驼曲颈昂首，双目圆睁，直视前方，嘴部微张，牙齿紧扣，鼻孔涨大，似做打响鼻状。驼顶鬃毛簇拥，颈部以黑线刻画出茂密的驼绒，四腿站立于长方形踏板上。背有双峰，峰间覆有鞍鞯，并搭以驼架，上驮一床折叠的毯子，四周用刻线表示纹饰，其上是一个饱满的囊袋，前面挂有一条鱼，后面挂有一只小兽，似为野兔。

该骆驼俑出土于洛阳市西南宜阳县的杨机墓。杨机，字显略，生于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474），

官至北魏“度支尚书”，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长。杨机在仕途上步步高升时正值北魏的衰败期，北魏高层争斗不断，杨机也被卷入。北魏永熙二年（533），他被杀害于洛阳市永宁寺前。杨机墓出土的彩绘陶俑，数量大、类型丰富、组合清楚、制作精美，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礼仪制度日趋严密、丧葬制度日趋规范化的典型代表。[1]

骆驼形象在墓葬中出现得很早，如战国时期的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就曾出土过两件骆驼铜灯，汉代墓葬中也发现过个别骆驼俑和描绘有骆驼形象的画像石、画像砖。但总的来说，当时骆驼还是一种令人陌生的动物，撰写于东汉末年的《理惑论》就记载过这样的民谚：“少所见，多所怪，睹骆驼，言马肿背。”

紫缬襦

前秦 绞缬绢 绢 格纹织物

衣长64 厘米，通袖长140 厘米

甘肃花海毕家滩墓地出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修复前残存两片，分别为左右（前）衣片。其中，左衣片残长74，横宽87 厘米，领、衣身侧缝及袖（腋下），均有残损。右衣片残失严重，仅留存部分领襟及衣身，残长44.5 厘米。就残存迹象看，此襦应为右衽、大襟腰襦，袖口宽博（约54 厘米）。衣身在近腰处，分作两片，上为紫缬绢，下接高20，横宽约23 厘米的长方形本色绢。领襟宽7 厘米，由领及（底）摆。领襟与衣身相接处，有高18，宽6 厘米的三角形拼缝装饰。而衣身与袖连接处，亦有拼缝布条。因布条两端均有残破，故难以准确判断其长度，但基本形状尚清晰。由肩至腰，为宽约4 厘米的长方形。

面料之下有衬里残存，主要为本色绢，并有小三角形紫色绢，亦为多片接缝，接缝方式类似于面料部分。衬里与面料间夹有丝绵。此结构少见于中原汉族服饰，但在新疆尼雅和营盘等地均出现了类似的服饰。但所存袖口为织物幅边，未见有与衬里接缝的痕迹，因此并不排除袖口处另有与衣身部分接缝装饰布条类似的镶边。

此衣的主要面料为绢地紫绞缬。其扎染缬点呈方框形，直径约在1 厘米，横向每10厘米6个缬左右，纵向每10厘米四行。就目前而言，如此大面料的绞缬衣十分难得。衣上还有小片的红色绞缬绢，绞缬方法基本相同。根据衣物疏对此件文物的记载“紫绣襦”来看，说明当时缬染技术刚刚开始，尚无一个专有名词，仍以“绣”字替代。西北地区出土的上衣经常可以看到肩部有一条装饰带。此件衣物上的装饰带织物较为特殊，是一种彩色格子织物。它用蓝、红、白、褐四色的经线和纬线进行排列组合，织造技术虽简单，但风格却很有特色。（赵丰、王淑娟、万芳）

彩色绮幡

盛唐 绢 绮

长43.4 厘米，宽16 厘米

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

敦煌研究院藏（K130:14）

该幡也出土自莫高窟第130 窟，由各色丝织物缝制而成，保存幡头和五块幡身。除了最下面一块幡身为白色绢外，其余部位均为绮织物。幡头斜边由一块红色绮对折缝制而成，在幡头顶端形成一个环形的悬袢。幡面是白色菱格纹绮，四个小菱格形成一个大菱形，像一朵四瓣花。幡身使用的织物从上至下依次为：红色葡萄纹绮、绿色柿蒂纹绮、黄色菱格纹绮、浅褐色葡萄纹绮和白色绢（图2.39a）。

两块葡萄纹绮上的图案很类似，枝蔓形成对波形骨架，与藏经洞所出的一块对波葡萄纹绮很相似。[1] 青海都兰曾出土过图案一大一小的两种葡萄纹织物[2]，敦煌壁画上也曾出现过绘有卷草葡萄纹样的服饰[3]。葡萄绫亦见于唐诗，施肩吾《江南织绫词》曰：“朝裁蒲桃绫，夜织鸳鸯绮。”

绿色柿蒂纹绮上的图案是四瓣朵花，又称柿蒂花，这种小花在唐代的绫绮织物中十分流行。白居易在《杭州春望》诗中写道：“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4] 或许可以推测这种柿蒂花纹的绫产自当时的余杭郡（今浙江杭州）。（王乐）

[1] 赵丰，2010b，182 页。

[2] 赵丰，2002，105、107 页。

[3] 常沙娜，2001。

[4] 彭定球，1107 页。

红色绫地宝花织锦绣袜

唐代 斜纹经锦 暗花绫 锁绣

长27.3 厘米，高22.5 厘米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出土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QK001854）

这件保存完好的锦袜出自青海都兰热水墓地。整个袜子共分三个部分，即袜筒、袜背和袜底。

袜筒以斜纹经锦作为基本组织，蓝地黄花。花纹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小型宝花和十样花纹，两者呈交错排列。同类织锦在吐鲁番和敦煌等地均有发现，花纹的色彩较此稍为复杂。袜背以红色方格纹绫为底，上用黄、蓝等色丝线以锁绣针法绣出小型宝花纹样。宝花作六瓣状，中心是六瓣小朵花，再是六个弧形环，是花蕾的简化，花蕾外有六片叶穿插。各朵宝花不完全一致，排列也较为自由。袜底以几何纹绫为地，其上以跑针绣出矩形格子纹。三个区域之间的连接处用黄线使用了极为罕见的绕环编绣。

这样的锦袜在唐代还是第一次出土，可能是西北少数民族在帐篷内穿着的。（赵丰）

黄地大型宝花绣鞯

唐代 锁绣

高38 厘米，宽51 厘米

青海都兰热水墓地出土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QK001861）

这一绣片出自青海都兰热水墓地，从其形状来看，原为垫在马鞍下之鞯的残片。《说文》：“鞯，马鞴具也。”乐府《木兰诗》中有“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之说，鞍鞯搭配，通常在一起买。其中鞯垫于鞍下，有一定的厚度，以防鞍伤马背。鞯的形象在唐俑中有特别多的表现，如陕西西安新筑乡于家村出土的彩绘陶骑马击腰鼓女俑（cat.1.28）的鞯面为宝花形，不是织锦就是刺绣制成，与本件宝花绣鞯非常相似。青海都兰出土的刺绣鞯面还有多例，如青海都兰吐蕃3 号墓出土的刺绣（99DRNM3:72），可以看到一条弧形的斜边上绣了团花，但内侧是卷草纹样，应该就是一件绣鞯残片[1]。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唐代刺绣对凤应该也是一件绣鞯（图2.43a）。[2] 但是，唐代的鞯面材料更为丰富，特别多的是动物皮毛。

此件绣鞯以黄绢为地，其上用白、棕、蓝、绿等色以锁绣针法绣成，绣线由两根S 捻的丝线合股而成，粗约0.3 ～ 0.4 毫米。图案基本元素为有唐草风格的宝花花瓣，花瓣呈桃形，瓣内有蕾，四瓣形成一朵宝花，但这些花瓣又相互联结，连成一片，显得极为华丽。